本周时尚圈重大人事变动消息不少，GQ智族前主编刘冲担任Vogue中国版主编；雅诗兰黛在任12年的首席财务官Tracey Travis将退休；Nike返聘曾任职30年高管Tom Peddie担任市场合作伙伴副总裁；Mulberry 任命新首席执行官Andrea Baldo；Van Cleef & Arpels 梵克雅宝宣布任命新亚太总裁；Gucci 宣布中国演员张凌赫将成为品牌大使。

根据《药物研发与技术审评沟通交流管理办法》（2020年第48号通告），沟通交流会议分为Ⅰ类、Ⅱ类和Ⅲ类会议，就关键阶段重大问题进行沟通交流。Ⅱ类会议一般安排在申请后60日内召开，系指为药物在研发关键阶段而召开的会议，主要包括下列情形：新药临床试验申请前会议、药物Ⅱ期临床试验结束/Ⅲ期临床试验启动前会议、新药上市许可申请前会议、风险评估和控制会议。

　　连续三年每月给低收入者无条件发放1000美元现金，结果会怎么样？他们会把钱花在哪儿，还会继续找工作吗？对教育、创业创新、生活质量会产生什么影响？……最近，OpenAICEOSamAltman支持的一项实验得出了结果，相关研究结论于近日以论文的形式刊发在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网站上。

　　这是迄今为止美国从金额上最大的一次接近全民基本收入（UBI）理念的现金转移实验。UBI，全称UniversalBasicIncome，按照UBI运动领军人物之一PhilippeVanParijs的定义，指的是“一个政治共同体以个人为基础向其所有成员支付的收入，无需经济状况调查或工作要求”。

　　长期以来，UBI被视为减少经济贫困和不平等的最合适的解决方案之一，尤其是在新技术呼啸而来的时刻，然而这一理念目前还面临非常多的争议，最常被提到的缺点之一是可能对劳动力供应产生负面影响，如助长懒惰，从而使UBI项目变得不可持续。支持者则强调，UBI会提高就业的质量，因为增加了参加教育和培训的选择，同时也会助长创新创业。

　　为了测验UBI的社会效果，Altman和他的支持者斥资数千万美元，从美国两个州低收入人群中选择了1000名被试（下称“受助者”），于2019年到2021年三年间连续每月向他们无条件发放1000美元；另外挑选2000名被试作为对照组，每月发放50美元。这1000名受助者2019年的收入约为29900美元，接受转移的现金后相当于其收入增加了40%，这是个不小的提升。

　　之后实验者通过调查问卷、手机应用程序等获得了丰富数据，然后结合行政数据进行了分析。

　　然而结果恐怕很难让任何人感到满意，用研究者的话说，实验结论“有喜有忧”（mixed）。他们在近日发表在NBER上的论文中列举了以下结果：

　　首先，无条件现金转移计划减少了工作时间和劳动收入。被试组每周工作时间减少了约1.3-1.4个小时，同时劳动收入人均年均减少1500美元。两者降幅约为4-5%。

　　收入减少的主要部分来自工资或者其他形式的薪金。另外，收入减少也跟劳动时间减少有关。有意思的是，现金转移不仅影响到了直接受助者的劳动供给，也影响了其他家庭成员的工作行为。每收到1美元的现金转移，不包括现金转移的家庭总收入至少减少21美分。另外，被试组的伴侣每周工作时间也以同样的幅度减少了。

　　那么减少了的工作时间，都花在哪儿了？

　　论文指出，闲暇活动的增加是时间使用变化中最大的部分。除此之外，用于交通和财务管理、创业活动和医疗健康管理上的时间也有增加，但幅度较小。

　　至于对政策制定者来说更期望看到的效果，如儿童照护、锻炼、找工作或者自我提升上的时间，用论文的原话说，“没有发现哪怕很小的变化”（rejectevensmallchanges）。

　　14%的受助者（主要是30岁以下的年轻人）确实在接受无条件现金转移后转而去接受了教育和培训，但解释不了整体劳动力的减少。

　　好消息是，接受了无条件现金转移的人，更可能去找工作并申请岗位。然而申请岗位的数量，在过去三个月里相比控制组的5.5个岗位还要少1个。也就是说，实验组被试，对找工作这个事儿更感兴趣了，但对工作本身更挑剔了。所以，在工作效应上，结果还是喜忧参半。

　　那就业的质量是否上升了？按照实验者的预期，无条件现金转移后，参与者虽然可能会经历更长的失业期，但可以让人拥有更多选择自由去寻找更好的工作岗位，改善工作生活质量。事实上，此前确有研究证明，更慷慨的社会保障能够促进更好的工作匹配。

　　然而研究人员没有从有关就业质量的任何维度上找到任何提升，在大多数维度上，可以说“哪怕小小的变化都没有”。尽管如此，研究者在另外一篇解释性文章中也强调了现金转移对特定个体的一些重大影响，比如有受访者告诉他们，参与这个项目使得他们能够在自己想从事的领域从事一份薪水较低的入门级职位，并在两年内获得了六位数的薪水。“如果没有现金转移，我不可能接受减薪。”

　　在创业创新方面，无现金转移实验确实带来了影响。研究者从两个维度对此进行了讨论，一是承担更多财务风险的意愿，二是未来五年是否希望开办企业。接受了现金转移的受助者，在这两个维度上都比控制组展现出了更多的创业企图和意愿，尽管在统计上并不显著，更重要的是，这种意愿和企图，至少从这个实验数据中所见，并没有显著地转化成为创业行动。

　　也就是说，UBI理念所期望的，能让人们更自由探索提升劳动质量的效应，至少在这个实验中并没有体现出来。

　　也有为数不多的好消息：现金转移支付增加了受助者对医院、急诊室护理，以及牙科和专科护理的使用，虽然对身体健康指标没有显著影响，但医疗保健利用率的提高可能会带来长期健康益处。其中，受助者的医疗保健支出大幅增加，每月增加约20美元；与平均对照组参与者相比，饮酒量减少了20%，使用非处方止痛药的天数减少了53%。在研究的第一年，压力、精神困扰和食物安全方面有显著改善，但到第二年，这种影响消退了。

　　另外，相对于食物、房租和交通等方面，因现金转移而增加的支出，研究者发现，受助者对他人的支持相对控制组增加了26%——每个月会增加22美元资助他人的支出。而且，受助者也更愿意搬家或者搬离当下生活的社区。

　　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在多个维度上都发现了时间效应。比如，受助者去掉现金转移部分收入下降的效应，随着时间推移在增加，原因有可能是离开劳动力市场时间越久，就越难就业。

　　类似的时间效应，研究者也在劳动力参与率上观察到了，即现金转移计划对就业率的负面影响，在整个研究期间逐渐增加。不过，研究者也用谨慎的措辞表示，现金转移令劳动参与率下降了2.0%个百分点（在5%的置信区间上），同时“置信区间也包括了最高可能增加2.8个百分点的情况”，即不太可能出现因获得现金转移而大幅增加就业的可能，但也不能完全排除会小幅正面影响就业的可能。

　　关于对就业质量的影响，研究者也特意指出，或许诸如对人力资本的投资给就业质量带来的积极影响，还需要更长的时间才能观测到。唯一能肯定的，是研究者在文末所言，“决策者应该考虑这一事实，即受助者已经通过自己的选择表明，远离工作的时间，是他们极其珍视的东西。”

　　综上，从这项研究中可以看到的好消息是：增加了食物等基本需求的消费（没有像一些反对者担忧的那样，会被低收入者拿来饮酒甚至购买大麻等），同时减少了饮酒量、降低了对止痛药的依赖；更重视健康了；更乐意搬家和尝试新机会；更想创业了（哪怕行动上还没有体现出来）；资助他人的行为增加了。其他方面：劳动参与率减少了，除现金转移外的收入降低了；就业质量没有提升；没有明显的人力资本投资行为，没有更多投身家庭生产（比如育儿）或者健身。

　　关于UBI的讨论近年来日益升温，尤其是在2019年疫情开始后。尽管一些学者认为，现代的UBI概念大多已不符合其字面含义，更多的是采取普遍形式或根据个人调整规模的“保证”收入计划，比如疫情期间部分发达国家的广撒钱计划以及部分国家的消费券也被视为UBI理念的一次践行。去年10月，加拿大参议院提出一项法案，旨在期望在一年内制定一个全国性的框架，以便在全加拿大实施保障所有人的生活基本收入计划，包括临时工人、永久居民和难民申请者。法案目前还在讨论阶段。

　　出于对人工智能取代人类岗位以及科技让大多数普通人沦为底层的担忧，Altman，以及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如扎克伯格和马斯克，都公开表态支持UBI。“人工智能之父”GeoffreyHinton最近也在与唐宁街接触，建议英国政府实施UBI。

　　最新这项研究结果或许会令他们感到失望。不过据此否认UBI理念也缺乏说服力。毕竟跟大多数现金转移研究相比，该研究的结果属于比较悲观的。海外发展研究所（ODI）的FrancescaBastagli等人曾对2000年至2015年期间所有评估现金转移计划的研究进行系统回顾，从数千项研究中选出了165项研究，涉及30个国家56个计划，发现其中大多数研究都表明现金转移对就业参与都产生了积极影响，同时所有相关研究都发现童工现象因此而减少了。

　　这或许是因为，UBI除了关乎劳动供给等经济问题外，还涉及社会研究、伦理和心理学等领域，以及人类的尊严等基本问题。具体到Altman支持的这项研究，无论是持续时间、涉及到的国度和具体的政治、社会政策，都可能影响其最终的效果。只能说股票正规交易平台，未来关于UBI，更多的关注、研究和讨论是必需的。